危机中的电影

在一个和平、健康的世界，我乐意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电影院里。为了编辑与电影有关的杂志、书写影评，我常常游走于放映室、影展之间。当整个城市的戏院都关闭后，我开始看多年来有意无意搜集到的影碟和录像带。对我来说，它们比片量庞大的串流平台更有吸引力。新冠病毒使时间都失去意义，而这些有形体的独特物件就像标点符号，让我有机会重新梳理历史。在充斥着恐惧与绝望的世界，我反而找回专注力。一部电影就算没有具体的叙事，至少一定有终点。

由此可证，2020 年 3 月全球陷入病毒恐慌时，选择观看《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无命钱》（Stuff and Dough）再合适不过。这两部电影都成功使我分心，暂时不用面对可怕的未知。不管有多荒谬，我支持 Reese Witherspoon 饰演的来自上流社会的落难女主角伸张正义，或是与导演 Cristi Puiu 的三个年轻走私犯一起驾车逃亡，尽管摄影机强迫我只能从车上的互动推测他们的命运。最终而言，无论票房或得奖纪录，这两部同为 2001 年发行的电影，唯一的差别在于一部时长 96 分钟，而另一部是 90 分钟。

笛福将 1665 年爆发的瘟疫称为“降临”，这个字眼带有超自然的意味。在疫情初期，室外的景象仿佛被一片瘴气笼罩，偶尔出现的湛蓝天空、静谧的纽约街景看起来诡异而虚假，与家家户户藏在门内的苦难脱节。

我甩不掉这似有若无的幻觉，不管我躲在安全的公寓里看什么电影都无法切断危机意识。有时候，只要有一点关联就能让我胡思乱想：原本要在早春举行 SXSW 电影节取消后，我在家看了入围影片《She Dies Tomorrow》，一部由 Amy Seimetz 导演的传染病惊悚片。这部片的剧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熟悉感：女主角深信自己明天就会死于非命，而她周遭的人逐渐开始抱有相同的信念。观众无从得知这种症状到底是不是纯粹心理性的，就算是好了，也难以判断其致命程度。

3 月时感受到的恐惧和疑惑皆可追溯至上述的悬疑情境 —— 一边提心吊胆地观察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边等待 14 天的居家隔离结束。一方面，我担心自己错读了 Seimetz 的电影，毕竟她早在疫情爆发前就完成制作。另一方面，心中有个紧张又爱抱怨的尖细声音不断告诉我，这样的理解是对的。现在所有人都被节节上升的死亡人数吓到了，或是对自己相对安逸的处境感到噁心和愧疚，此时透过看恐怖片来发泄情绪不见得是坏事。

有趣的是，《猛鬼街》（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从封城开始时就已经摆在我的电视旁边。如此巧合几乎不可能发生，但仍然发生了。这部片模糊了意识和无意识、现实和噩梦的界线，刚好符合我们乱成一团的世界。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形容发作的感觉就像有人站在他们的胸口，逐步吞噬他们饱受摧残的身躯。韦斯·克拉文（Wes Craven）刻意在相同的郊区场景拍摄《猛鬼街》梦醒和做梦的情节，使镜头与镜头可以无缝接轨，房屋、街道、青少年的房间因此失去真实性，成为虚幻的假象。他的角色永远在这些地方等着灾祸到来。

我只有碰到绝对必要的状况才会出门，而且一定要戴上口罩。其余时间我在家里看了侯麦（Éric Rohmer）的《女友的男友》（Boyfriends and Girlfriends）。20 几岁的法国人无忧无虑地大玩幼稚的爱情游戏、轻声低语的阴谋随风飘散，种种梦幻情节让我下巴差点掉下来。这些社交场景仿佛来自远古时代：主角们悠闲地在公园、咖啡馆、奢华派对沈溺于自己的浪漫绮想，最后穿着配色一致、80 年代宽松衣服，成双成对的走入结局。

从那时起，我理解到任何在城市里自由移动的画面都能让我掉泪，另一个拥有相同效果的例子是《江湖异人传》（The Great McGinty）。普莱斯东·史都尔奇斯（Preston Sturges）异常喧腾的电影风格总是能振奋精神，而且看着主角 McGinty 从一个没有操守的街头游民一路往上爬，成为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市长，让我想起争权夺利的故事其实是可以拍得很逗趣的。

同一天我还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透过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波斯蒂恩（Ellen Burstyn）诠释的坚毅形象，故事中不时出现的女性情谊有如星星之火，默默地发挥足以燎原的力量。艾丽丝再次带着儿子踏上未知的旅程，她逃出了困境，却无法彻底抹杀过去。我极不情愿简化她的故事、放入我可悲的疫情日记，但这部电影确实一扫我心中的阴霾、忘却身处的困境，这在此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喘息机会。

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思路也愈来愈清晰，更坦白地说，我的焦虑、恐慌已转变为麻木。3 月时我的大脑还在对疫情终结后的世界（或是疫情减缓的世界）进行各种宏观的规划，到了 4 月的重灾时期，我狂野的想像力才减缓骚动。从各个层面看来，目前的社会贫弱、分裂问题未来只会继续恶化，成为赤裸裸的历史教训。Tony Buba 于 1988 年推出的剧情长片《Lightning Over Braddock》描绘了里根时代的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业，我听着片中的长辈叙述当时被经济体系忽略和遗弃的人过着多么凄苦的日子。市场经济对劳工造成的压迫只会日益增加 —— 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劳动问题，而不限于特定工业或时代。

Buba 交替使用自我嘲讽和自我神化的叙事手法（他的电影的发行时间晚于《Sherman’s March》，早于《Roger & Me》），让沮丧、无奈的情绪渗入你的骨髓。到了隔天，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转向斯派克·李（Spike Lee）的《Bamboozled》，享受来四面八方的意见炮轰。如同以往，每次观看李的作品，我都会感到相恨见晚，为好电影的价值被所处时代埋没而愤怒。这股怒火持续延烧到我看完《Be Natural》，一部有些纷乱粗糙但内容丰富的纪录片，呈现出法国首位女导演和误乐产业传奇 Alice Guy-Blaché 被电影史排除在外的一生。

我的笔即将停下，但我会继续看电影，我们都必须继续看电影。我回顾上述笛福的描述对象，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asymptomatic carriers）。他在几世纪之前就写出如此精辟的观察，令人毛骨悚然。这段文字不仅如实陈述（超越时代的）医学判断，还蕴含劝导社会大众抱持同理心的先知智慧。在《Be Natural》中看到一位电影发展初期的重要人物被历史消除，让我有所警觉，我们应该要时常回头检视历史。而且历史的定义必须包括“当下”，因为每当我出门去特定的地方看电影，我都会战战兢兢，深怕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骚乱、灾祸会突然降临在我们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改变，也有可能恒常不变，但也许你能与我分享不同的见解。

Nicolas Rapold 是一名来自纽约的编辑兼作家。他的作品时常出现于《纽约时报》，并且曾在《Artforum》、《Reverse Shot》等杂志刊出。从 2016 年起担任《Film Comment》杂志的主编和播客主持人。如欲联络他，欢迎写信至 nicolas.rapold[at]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