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研：Burberry “多色围巾印花衬衫”

我漫步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上，寻找着那种优雅，倾听任何声音线索。我沿着广场周围循路而行：公园的四周都被奢侈品零售店紧紧包围，Saks Fifth Avenue、Tiffany’s、YSL、Valentino、Dolce & Gabbana、Hermès 与其马车冠饰。这是一个混凝土建成的、装点着棕榈树的不大不小的广场，旧金山的流浪汉们大片驻扎在此；远处有一对年轻的金发情侣正在热吻；一伙轻佻的说着德语的游客伸长自拍杆，自若地做着各种鬼脸；劳工们在公园西端的威斯汀圣弗朗西斯酒店外游行罢工，他们的抗议标牌上写着:“一份工就够了。”我想知道这句声明中的“够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 “对谁来说够了？我们有谁何曾真的感到满足过吗？”我理解这是一个有关生存的问题，是一个有关要实现美国梦的神话需要一个人付出多少努力的问题。在这里，生命在呢喃私语和雷鸣间展开，不平等亦不停止。

我从小就对童话故事不太感冒，反而是在希腊神话中体会到了惊奇：波塞冬、雅典娜、阿波罗…… 那些关于家庭、背叛、流血与战争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长着翅膀的女神尼姬（Nike），她象征着“胜利”（那家庞大的运动服零售品牌的品牌定位也源自于这位天神）。这是一个看似无害也很正常的概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它的质疑与保留意见也愈加增多。胜利、成功、征服：—— 以我作为黑人、男性、不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背景身份来看，这些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去体验它们，生活在它们的后果之下，会发现胜利灌注人以力量的同时，也轻易地掠夺着被它抛在身后的人们。

我瞥了一眼公园正中那块显眼的纪念碑：这是一座为纪念海军上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的纪念碑。在 85 英尺高的石柱顶端矗立着一座手持着三叉戟和花环的海绿色大理石尼姬雕像。她是在庆贺着胜利，但这次胜利掠劫了什么？我想知道。它又将谁抛弃在身后？

在收到 Burberry 的多色围巾印花衬衫之前，我拥有的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市值 750 美元的 Calvin Klein 西装礼服。我以 200 美元的价格买到了这套西服实属幸运，要感谢的是梅西百货的一位叫 Leon 的职员的过分慷慨之举。不过话说回来，我对服装也从来都没有过什么敏锐的眼光。我经常对人说：“穿衣是件难事”；但我其实真正想告诉他们的是：“我希望我能有位个人造型师，或是一位能直接告诉我该穿什么的伴侣。”与我对写作、视觉艺术和音乐的创意追求不同，我总是被中性色和深色的服饰所吸引。一件深蓝色的 T 恤、煤黑色的牛仔裤、一件灰色的 polo 衫。我刻意努力不引人注目，安全是我的最终目标。

Burberry 的多色围巾衬衫即刻反驳了我倾向低调的本能。这件衬衫的关键亮点就在于对尺度的承诺：它气场强大，张扬外放；这是一件高调的设计，不论是美学，舒适度，还是价格（1000 美元）方面都极尽其能地恬不知耻、惹人讨厌，奢华铺张。这是 Christopher Bailey 极繁主义叙事设计的成果，是一件刻意刺激感官的服饰。自那以后，Bailey 离开了 Burberry 的首席创意职位（该职今年由 Givenchy 前设计师 Riccardo Tisci 接任），但 Bailey 为这个老牌经典品牌打上的个人烙印却是不可磨灭：在超过 65 个秀场系列中，他以一人之力定义了冷静沉着的时尚精致英伦风。注入在 Burberry 全方位的美学 DNA 中的，是由银、黑、糖色苹果红和金棕色拼接而成的经典格子呢纹案。风衣、围巾、腰带、袜子、西裤…… 他的设计熟练地找到了休闲与传统的中间地带：为职业男女们重新带来了更优雅的传统。Cathy Horyn 在 2006 年写道：“正是这种张力，这种介于纯粹的古怪离奇与坚决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使 Bailey不同于其他奢侈品设计师。”

这只是围巾印花衬衫较为令人惊讶的成就之一 —— 它似乎与 Bailey 整体的印记形成了鲜明对比。视觉上来看，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件衬衫代表了一种对该品牌服装遗产的反宣言：它是多种元素的俗艳组合，是一幅情绪、历史与神话的拼贴。这件衬衫仿若是一首巴洛克式的幻想曲：技艺精湛地将交替变换的图案缝制在一起，用意大利丝绸制成，凌乱地印着标志性的格子呢条纹、金色皇冠图标、钟表、青铜骑士等各种品牌印记。它的呈现几乎像在演绎一首歌，更像 Migos 而非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的风格。

第二天一早将近九点，我决定穿着这件衬衫沿着吉尔里街走一走。我向东走去，看起来帅呆了，但感觉却极其滑稽。我走过公园时，大理石雕像就在我头顶某处盘旋。不是衬衫要求我必须长得很好看才能穿，但穿它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自信才行。我好像一场行走的演出。真丝在我皮肤上的触感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我想：我就是我自己的神话，我比我自己更超远，更伟大无限。

演出时刻消逝，回到酒店房间后，我把这件衬衫摊开在酒店的床上。一边凝视它，一边想起了一位我一直很崇拜的洛杉矶综合媒体艺术家 Betye Saar 的作品，她对凝聚力有着固执的眼光。“我着迷于将记忆残余、遗骸碎片、普通的物件与科技部件结合在一起。”她曾说，“这是一种在深入研究过去的同时，展望未来的方式。”我想到穿着这件衬衫时所唤起的相同情感。它的构造与 Betye Saar 的目标是如此相似，就像是 Bailey 在回溯过去并眺望未来。

我还想起了摄影师 Deana Lawson，以及我于几个月前的春天在切尔西的 Sikkema Jenkins & Co 画廊看到的她令人惊叹的肖像照。她的摄影作品将黑人的日常点滴记录在册 —— 姐妹、长者、孩子、父亲之间的平和与休憩时刻 —— 真的，她捕捉到了平凡日常中的非凡之处。就像 Saar 的作品一样，Deana 的作品也是一种拼接，是细小姿态的混合：节制的拥抱中交缠的十指；紧抓女人臀部的手掌；四个男人一齐庄重蹲坐时弯曲的膝盖。你可以从中看到和谐。衬衣的丝绸的轻盈与丰厚，萦绕着的光泽，轻擦并拥抱肌肤时黄油般的质感，也让人想起 Deana 的肖像照中的神圣感。世界将黑人的生活扁平化，而 Deana 却奋力推开一丝缝隙。她创造了一条充满了光明、丰沃与娴知的通往内心的通道。我想到了回家、家庭、生存的意义，以及生活在胜利的后果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 在挫败中坚定前行。这是微小姿态中所蕴含的尊严。

我越检视这件衬衫上互相冲撞的图案，就越意识到它对我来说代表了什么：历史、神话、作为单独个体，但也作为统一存在的符号。一种新的君权，但却不仅仅是寓言。衬衫，最为人所理解的，以及最令人讨厌地自命不凡之处，就在于其以小见大的能力。

在离开旧金山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回到了联合广场。不出所料，这个区域人流如织：公园里挤满了当地人、游客与流浪汉。我已经收起了Burberry 衬衫，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再穿。海绿色的雕像高高地悬在空中，充满仪式感地栖于游客之潮的上方。胜利掠劫了什么呢？它又将谁抛弃于后？

因为我无法将自身的黑人性与这个十分“不黑人”的空间，以及这座黑人居民稀缺的城市所分割，我立刻注意到了从街对面进入公园的三个黑人男孩子。其中一个留着渐变短发，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衫；另一个穿着靛蓝色的运动夹克；最后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连帽衫，头戴的巨人队棒球帽下露出脏辫。他们站在鲍威尔南面的街角，在彼此的陪伴中嬉闹。当绿灯亮起可以过马路时，他们等待着，商量着。我猜想，大概是说着那些所有未来没有保障的年轻黑人小伙会在星期六下午讨论的事。他们身边的人来来往往；真的，不知道他们决定伫立在那的理由是什么。直到红灯快亮了，三个男孩才走上斑马线，他们不紧不慢、毫无畏惧地溜达着。我感慨着这个不寻常的景象。在他们的动作和脚步中，有一种精确而安宁的旋律 ——缓慢的、深思熟虑的、他们自己的节奏。这就是以微见著之处，它饱含一种尊严。一长列闲停的汽车无处可去；世界等待着。我告诉自己：也许在这里，在这一时刻，在这个历史的微小瞬间，他们已是凯旋的归者。

Jason Parham 是《Wired》杂志的文化专题写手及《Spook》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