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未满：九位作家论青春电影中的衣着符号

《姐妹情色》是法国导演 Catherine Breillat 于 2001 年拍摄的那部无畏电影的最初片名。直接、平铺直叙、美式，“好比一支爵士乐调子”，她对 CC 标准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如此说道。（更耿直的是，她在法国本土发行此片的时候直接将法译片名定为《致我的妹妹！》（A ma soeur!），让许多法国观众感受到了来自导演的恶意。）

泳池边的假期，12 岁的 Anaïs（Anaïs Reboux）在影片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穿着一件绿色的泳衣。在色盘上，绿色位于红色的对立面。她那漂亮、纤细的姐姐 Elena 的比基尼是《海滩游侠》（Baywatch）中的那种救生员红色。Anaïs 没有比基尼，她穿的是连体式的运动泳衣 —— 背带、圆领、前高后低。 潮湿的面料仔细勾画这个矮胖躯体的每一寸曲线：鼓胀的腰腹、胸部的轮廓等等。这件泳装是对青春期羞耻罪行的警告 —— 仿佛在提醒人们：这是一具违背了心灵意志的躯体。

Anaïs 穿着这件泳装去吃午餐，在一件毛茸茸的敞开式、明黄色浴袍下，一抹亮绿色清晰可见。她双眼低垂，视线锁定在面前的食物上，餐盘中，她的食物堆得比其他人都高：切碎的胡萝卜、樱桃小番茄、一块哈密瓜、一堆蛋黄酱和土豆沙拉。 她的就餐伙伴称她为猪，对她的体型和盘中的餐食肆意地评价。即便如此，她依旧埋头继续吃。

成熟女性的气息尚不浓厚，Anaïs 在纯真的边缘摇摆。她穿着泳衣绕着泳池的外围踱步，泰然自若，勇敢顽强。 阳光炙烤着她暴露在外的皮肤 —— 透着一股未经人事的味道。 她在腿上抹上防晒霜。那从罐子中挤出来的乳霜，仿佛是用来装点糕点的鲜奶油一样。 泡沫落在肥厚的脊背上，她的身体就像被一层奶油糖霜覆盖的长形泡芙一样。她无限放大的慵懒让人沦陷，甚至给人感官上的享受。一切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到电影结尾处，这种少女感将受到惩罚。随后发生的故事是悲剧，但如果因此把她称为受害者也不妥当。 Anaïs 将走向成年，也不会再穿连体泳衣。

泳池的台阶和跳板是 Anaïs 想象中的情人，她亲吻它们，向它们倾诉。“女人不像肥皂，你知道的。她们不会磨损。”她说。我把 Anaïs 的连体泳衣想象成青柠绿，或许更像棕榄绿、Irish Spring 香皂那种绿色。又或者，说它像苹果会更贴切，仿佛 Granny Smith （一种青苹果）的果皮。或者，绿荨麻酒的颜色也很合适，这是一种法国烈酒，香甜，并且草本。还有更好的：丑角绿（Harlequin Green）。 丑角：“传统哑剧中的一个静音的角色，通常是蒙面的。”别名又叫小丑（Joker、Jester）—— 一般在电影里，这会是要分配给“那个胖胖的朋友”的角色。 然而，在《胖妹》中，Anaïs 既不轻松诙谐也不搞笑。

Simran Hans 是英国周报《The Observer》的撰稿人和电影评论员，定居伦敦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Christiane 想去迪斯科舞厅。 她 13 岁，和母亲、妹妹一同生活在西柏林的一所公寓中，无论是烦躁的家人还是家中令人窒息的气氛，都令她厌恶至极。1978 年，少女 Christiane Felscherinow 将自己青春期的故事告诉世人，记录在传记体小说《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中，问世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基于这个少女的真实故事，导演 Uli Edel 于 1981 年拍摄了电影《一个少女的自白》（又名《堕落街》），以青春期少女为原型，并用一种令人不适、难以接受的气氛加以烘托，让主题更饱满。随着剧情的发展，故事一步步滑向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毒瘾深渊，年轻的女孩将痛苦与残忍加诸于自身。不过，在一切的堕落和自我毁灭开始之前，我们依然可以从影片中窥见那些与毒品无关、来源于青春自身的沉溺和堕落。

Christiane 用她的旧运动鞋换来了一双她母亲的高跟鞋，并把它们放在一个塑料袋中，仿佛挎着手提包一般，她挎着这双鞋沿着马路一直走到了 Sound —— 一个新的俱乐部，为了入场她必须得假装自己已满 16 岁。但是，让她看上去像成年女孩的关键性伪装并非那双踢踏作响的高跟鞋，而是她穿着的那件闪亮的缎面飞行员夹克以及周身散发出的冷漠女孩的气场 —— 搭配她蓝色的眼影、盈亮的红唇和鲜艳的指甲油，伪装终于奏效。穿过 Sound 俱乐部的大门，Christiane 被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她将最终掌控享受自己情欲乐趣的自主权。

她再次穿上这件缎面飞行员夹克是在逃离警察盘问的那一晚。她和朋友们穿过空无一人的 Ku’damm Eck 购物中心的大厅，在荧光灯闪烁的绿色光芒下，他们不停地奔跑，竭尽全力，互相绊倒并重重地摔在地板上。David Bowie 的《Heroes》在空中回荡，为这个时刻注入了一种纯粹的青春期式的疯狂。她每绕过一个街角，那件夹克就会投下一片暗色的光泽，她一只手攥紧塑料袋，另一只手抓着她憧憬的那个男孩。（一个满口甜言蜜语的年轻瘾君子，穿得就像法斯宾得的“狐狸”。）就像我们看到的许多被浪漫主义所左右的青年一样，这一伙年轻人通宵整晚直到天亮，他们就这样注视着生活中的阴霾来来去去。这一切都让人感到难以言喻的悲伤。

那天早上，Christiane 在 Kurfürstendamm 车站等着坐火车回家。她看到一张关于 David Bowie 演唱会的广告正在被贴上墙。此时，一个平静的微笑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她的内心仿佛瞬间被点亮。她知不知道母亲会同意为她买演唱会的门票？又知不知道在表演结束后，出于天真但疯狂的好奇心，她会在汽车后座第一次吸食海洛因，以至于介于少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被顷刻摧毁？但她怎么可能知道。

Hillary Weston 是 CC 标准公司（The Criterion Collection）的全职撰稿人及社交媒体总监。她的作品被发表在《Film Quarterly》、《BOMB》、《Interview》、《The Brooklyn Rail》以及《BlackBook》等报纸杂志上。

如何塑造一个主要人物特征为“基督徒”的青春期少女？服装选择需要在两重身份间达到微妙的平衡。偏向一方，欲望气息过于浓烈；偏向另一方，又容易变得阴森恐怖。2002 年的电影《青涩年代》塑造了我看过的所有电影中最贴近现实的基督徒青少年扮相。（仅有 2004年的电影《Saved！》中再一次由 Mandy Moore 饰演的角色可以与之媲美。）我不能说这种衣着呈现对我来说意味深远，但作为一个孩童时代参加过“《圣经》知识大赛”的人，我可以说这个造型是极其准确的。

Jamie Sullivan 有一整个衣柜的套头衫、超大号灯芯绒夹克和印花衬衫。拆开来一件件看，放在今天它们都可以在 Instagram 上当作古着二手商品出售；然而，组合起来却全然不是一回事 —— 它们让 Jamie 看起来非常邋遢。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她仅有的那件毛衣：一件绿色、粗犷的开衫。她的这件毛衣成为了校园小霸王进行毁灭性言语攻击的对象，例如“你只有这一件毛衣”、“多漂亮的毛衣啊”以及，当她不穿这件毛衣时，也会收到极具讽刺的“问候”：“你的毛衣上哪儿去了？”

然而，这些恶言恶语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Jamie 绝世罕有的自信感盖过了她过度谦卑的衣着。她不需要改头换面就能让坏小子 Landon 爱上她。 事实上，为了证明自己已经与糜烂的过去彻底告别，Landon 出现在 Jamie 的屋子里向她示爱。告白礼物是什么？又是一件毛衣。

Landon 递给 Jamie 一个百货商店的袋子，毫无仪式感可言。紧接着，他说道：“我给你买了点东西”，然后就离开了。她打开袋子发现是一件毛衣，完全是她的风格：大廓形、老爹风格、嫩粉色，带着一丝微微的闪光。这件新毛衣直接导致父亲拉响“护女警报”，他不断警告 Jamie 要小心男孩们的别有用心，父亲还忧心忡忡地转告女儿上帝在这件事上的想法。Jamie 则不以为然：“爸爸，这只是一件毛衣而已。” 后来，她穿上这件毛衣赴她第一次约会，并且献出了初吻。

我不想从这部基于 Nicholas Sparks 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汲取太多的意义，但每当这件毛衣出现时，我的神经就会立即紧绷起来。也许是因为它完美诠释了人生中第一次得到他人注视的感觉。不是那种你需要改变自己去赢得注意力的感觉，而是一种令人细思极恐的假设，那就是有人像你喜欢自己一样喜欢你。

Gabby Noone 是一位撰稿人，定居布鲁克林。她目前正在创作她的第一部关于年轻的成年人的小说。

《甜言蜜语》在与 80 年代少女联系最紧密的两类电影主题之间找到了张力：青春片和家园入侵惊悚片。虽然 Joyce Chopra 于 1985 年执导的这部影片普遍被业内低估，但正是在这部电影中，女演员 Laura Dern 向观众贡献了她早期的大荧幕角色之一。导演用她女性化的视角捕捉到了漫长的夏日和怀揣遐想的青少年。Dern 饰演的 Connie，躁动不安。她的所有时间都花在遐想上：想远离父母、想和男孩们约会、想购物。商场是 Connie 的圣殿，在这里，她和她的朋友们戴上最好的配饰，观察男孩们。当这群女孩跃跃欲试奔入这个充满欲望的空间之前，她们互相审视、调笑，仿佛志在必得：“你瞧瞧！（Scopin’!）”

就像许多当代电影中的青少年角色一样，Connie 渴望被窥视。她和她的朋友们发现了Frank's —— 一个挂着耀眼霓虹灯的汉堡快餐店，男孩们不折不扣的据点。这是一个需要精心着装好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所。Connie 选择了亮白色缎面超短款上衣，胸前有粉色和蓝色的条纹装饰。这款上衣正面全开，以细带收紧，背后肩带交叉，采用了大露背设计。独自一人在房间中，她在镜子前练习摆各种撩人姿势。她反复调整这件上衣，审视和观察着镜中的自己，我们可以想象她此时的内心独白：“我看起来怎么样？”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被缝进了这件短、小、紧的上衣中。

第一次的 Frank’s 之旅，Connie 用一件超大号的棒球衫盖住了这件上衣，但没过多久她就不得不脱掉，因为这件外套被溅湿了。她第二次去 Frank’s 时再次穿上了这件露背装，可能是因为这是她拥有的唯一一件让她感到自己娇艳欲滴的衣服。 我想保护她。我能够联想到那种冲动，想要尝试露骨的衣服，穿出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也是在 Frank’s， Cornnie 被 Arnold Friend 瞄上，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漂流者随后开始跟踪她。如果将这部电影从青春片逐渐变调为惊悚片的原因归咎于这件上衣，那结论下得太过轻易也太男权主义了。Connie 想长大，想让自己看上去性感，但“想”和“要”还是有区别，她并没有主动去“要”这些。当我看到 Connie 试穿那件衣服的情景，我仿佛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无数次地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 —— 或者随处可去。

Abbey Bender 是一名专栏作家，她定居纽约，文章发表于《The Washington Post》、《The Village Voice》、《Nylon》等报刊杂志。

时间定格在 1977 年 8 月 16 日，猫王 Elvis Presley 已经去世，少女 Cebe（Linda Manz 饰演）在自家后院的一个玻璃房里哀悼他的离世。Cebe 那酒瘾成性的父亲（Dennis Hopper 饰演，同时也是该片的导演）正在蹲监狱，所以此时留给她的、唯一能够让她崇拜的偶像就只有猫王了。

然而，就连猫王也不在了。

Cebe 喜欢把朋克口号挂在嘴边：Disco Sucks（迪斯科逊毙了）、Kill All Hippies（杀死所有的嬉皮士），Destroy（毁灭），Subvert Normality（颠覆常规）。她还喜欢穿一件背面绣有猫王名字的蓝色牛仔夹克。 猫王有 17 首歌的歌词中出现了“孤独”、“寂寞”或“孤寂”等字眼。Cebe 感同身受，因为她也很孤独 —— 她的母亲是一个瘾君子而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当然，除了“孤独”之外，Cebe 也执拗地不断尝试通过猫王歌中的其他词汇去定义自己，即便有些她还不甚理解。

在 Elvis 出生前的半个小时，他的双胞胎哥哥 Jesse 夭折在母胎。据说，失去手足的双胞胎终其一生都会过得无比空虚。一些猫王的传记作者称他永远都在寻找那个他出生之前就已经逝去的陪伴。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只知道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你会寻找那些从外表看起来与你有关的物件。丹宁夹克成为偶像崇拜的空白画布，上面可以填充纪念品、徽章、标识 —— 内容多为照片、词语或一句话，这件夹克把它们收集、组装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

Olivia Whittick 是 SSENSE 的撰稿人和编辑，她也是《Editorial Magazine》责任编辑

Susan Skoog 于 1998 年执导的电影《末路狂花》称得上是一部沧海遗珠，在 Liza Weil 饰演的女主人公 Anna Stockard 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着装风格 ——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丑陋”，而是一种平淡的丑陋、一种成长阵痛式的丑陋。

Anna 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少女，与她的妈妈和弟弟一同住在新泽西。她梦想着在高中毕业后升入库珀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学习艺术。Anna 经常和她那人气更高的闺蜜 Brenda 一起出去玩，跟着她出去各种派对，以期有朝一日可以摆脱处女的身份。Anna 的衣服是纯粹的路人风格，近似于灾难现场 —— 邋遢的 T 恤和松松垮垮的牛仔裤 —— 但正是这一点，恰恰让我觉得她非常可爱。因为我也是那个淹没在人群中的“路人”女孩。 Anna 那件万用灰色帽衫，我十分肯定自己也拥有一件同款。更甚者，连她的母亲也看不下去她的穿着而对她说：“我希望你花更多心思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些。毕竟，外貌和扮相是非常重要的。”从影片逻辑层面来说，这通常是一个渴望被改造的角色，通过剪辑手段可以看到主人公前后的变化。然而，这部电影却翻转了常规的剧本。电影中有一个场景，看起来仿佛人物即将大变装：学校的洗手间里，Anna 正在镜前一层层地往眼睑上涂紫色的眼影，但突然情节急转直下，她才化好一只眼睛，还没来记得化另一只，就因为吸烟被抓了，于是，她不得不顶着半吊子烟熏紫眼妆度过这一天，看上去仿佛单眼淤青一般。

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改造。 Anna 和 Brenda 逃课出去玩，她们一起去到城里 Anna 那所梦想的学校朝圣。一反常态，她舍弃了平时惯常的灰暗系色调，换上了一身她自认为能够诠释曼哈顿时尚美学的造型：一条红粉相间的条纹高领长袖针织连衣裙。这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时刻，但却是 Anna 穿得最好看的时刻。她的努力让我想起我刚搬到纽约上大学时，自己是如何开始打扮的，我曾经也试图把自己提升到一个特定的大都市审美标准，虽然并没有成功。Anna 的城市造型赋予她自由，让她换上了自己理想中的模样并度过了精彩无比的一天 —— 她还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性感的名字“Gabriela” —— 即便她依然在那件灰色帽衫织出的安全网中生存。青春期是一个教会你如何把真实的自己打扮成那个理想中的自己的过程，Anna 正是如此。终有一天，她会成为真正的纽约人 —— 我很确信，因为对此深有体会。

Kristen Yoonsoo Kim 出生在韩国，定居纽约，她是一名职业撰稿人，文章发表于《GQ》、 《Pitchfork》和《The Village Voice》。

夏天到了，自然而然地，我想到了 Sandrine Bonnaire 扮演的少女 Suzanne，那部由Maurice Pialat 执导的残酷青春电影《关于我们的爱情》的中心人物。Bonnaire 诠释的 Suzanne 充满热情，认真处世。她最擅长就是摆出无聊或无动于衷的表情（与男友和情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她也很酷，对于如何在至暗时刻（和家人在一起时）中触底反弹早已了若指掌 —— 她将法国青少年那种对周遭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被她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朋友们满足于简单直白地放逐青春（饮酒、吸烟、跳舞，以及其他任何放纵欲望的手段）时，Suzanne 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使命：性 —— 获得性，或努力追寻性，并把性作为一种挖掘并发现自我的工具。这种使命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导演 Pialat 镜头下刻画的少女 Suzanne 既美丽又痛苦，凝结在 Bonnaire 那难以捉摸的眼神中；她的肢体语言也饱含深意 —— 斜靠、笑、大笑、转头看，她通过这些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创造一个无法被常规定义的未成年少女主人公。当然，服装也能表达态度，比如，她如何玩转条纹 —— 通过一件超大版型的粉红色 T 恤以及性感的单肩 T 恤，还有她在家庭聚会上煮意面时穿着的彩虹毛衣 —— 这些衣服不仅成了经典，而且也被后人效仿。作为对 Pialat 的致敬，Noah Baumbach 在他的电影 《迈耶罗维茨的故事》（The Meyerowitz Stories ，2017）中同样如此造型 Grace Van Patten 这个角色，就像 Suzanne —— 粉色条纹 T 恤搭配粉色迷你裙。对于那些可能已经注意到两部电影之间关联的观众来说，这个巧合带来的不仅仅是发现电影彩蛋的快感。更是 Suzanne —— 以及由她带来的效应 —— 被条纹这样简单的东西所象征，以及这些条纹如何让人联想到夏天，以及，它们又是如何隐藏那些正在失去的天真和无邪。

Durga Chew-Bose 是 SSENSE 的副主编。

1998 年的夏天我举家搬迁，之后我把整个八月的时间都花在了装点卧室的墙壁上，试图重新排布旧家卧室墙上拿下来的那些杂志贴画。我每天都穿着一样的厚底人字拖和喇叭牛仔裤。那时，离家最近的商场开了一家电影院，推出的开业优惠非常适合那些靠着做临时保姆赚了点微薄零花钱的少年们：所有电影的票价均为一元。兜里装满了硬币的我在一周之内把同一部电影看了四次。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改变。

那部电影在加拿大的发行名称是《Strike！》，并在几周之后以《All I Wanna Do》（粉骚大联盟）的名字登陆美国。电影讲述了五个家境殷实的私立学校女生（由 Kirsten Dunst、Gabby Hoffman、Monica Keena、Merritt Wever 和 Heather Matarazzo 出演）合力谋划，阻止她们所在的女子学校与另一家本地男子学校合并的故事。

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穿着制服：深红色西装外套或者黄褐色毛衣内搭白色方领纽扣衬衫。由 Kirsten Dunst 饰演，偏执而滔滔不绝的 Verena von Stefan 是小团体的领头羊；她在电影中每天都穿白衬衫。即便是在不需要穿制服的周末，她依旧穿着同一件白衬衫来搭配长款剪裁的深色李维斯牛仔短裤，头发扎一个侧马尾，每一次笑起来都会挤出酒窝。

这部电影的主旨算不上惊艳，它以柔和的视角放眼 60 年代，是一部适合儿童的电影，表达了对于女权主义非常宽泛的理解，以及自己诠释的所谓“团结”精神。回头看去，为什么彼时的我，一个充满各种向往的少女，会对这部电影电影爱得深切？原因其实很明了：我深深地走进了角色之中，一如几位演员深深地入戏。在父母和老师的管教下喘不过气的我，被“改变”的压力所淹没但却极度渴望自由，却又认为不变的状态其实更令人自在。昨晚因为要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讲的关系，我连选择的装束都透露着焦虑。今早，我从地板上捡起昨晚穿的那件衣服：一件白衬衫。自始至终，我都只想穿一件白衬衫。

Haley Mlotek 曾在《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ELLE》、《The Globe and Mail 》、《Hazlitt》 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她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浪漫与离婚的书。

闪耀的红色，贯穿于电影的序幕场景，流淌到 James Dean 那件令人难忘的风衣上，也晕染到 Natalie Wood 的嘴唇上。这部电影上映于 1955 年，彼时 Natalie正值十六岁，她在童星时期并不算出众，这是她第一次在电影中饰演成人角色。那时我和她差不多大，我在当地录像店发现了《无因的反叛》。我深深沉浸在电影独特的叙事节奏和稚气少年的孤独感之中，还有最特别的， Natalie Wood 所饰演的 Judy —— James 在剧中爱慕的对象。

Judy 出现在警察局，她眼含泪水而烦恼不安。她身着整套颜色一致、像太妃苹果糖般的红衣服：一件羊毛大衣，内搭同色连衣裙，衣领上冗缀着蝴蝶结。她用了相同色调的口红，打扮得花枝招展，特艺彩色技术令她光彩异常，由内而外地散发出女人味。“我爸爸抓住了我的脸，”她抽泣地对警察说，解释为什么她会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荡：“还使劲地擦掉我的口红。我觉得他甚至把我的嘴都擦掉了。”

Judy的爸爸无法接受她蓬勃萌发的女性气质，而我却无法从她身上挪开视线。在学校里，Judy 的打扮变得低调。她梳着整齐的头发，小高领毛衣搭配着及小腿的半身裙。尽管之后她的服饰都变回保守的绿色或者寡淡的浅粉色，她的红色双唇一如初始。

一天，出于偶然，我的祖母 —— 一个年轻的四十来岁的女人，她清楚地知道红色的魔力—— 给了我一支口红。那是一支雅诗兰黛，金色口红管带有凹槽，在我手心沉甸甸的，展现着难以置信的优雅。里面的深蓝调红色膏体奇迹般地令我近于黑色的头发和橄榄色皮肤焕然一新。突然间，我变得更加优美而迷人；在我就读的小镇高中里，我无疑感受到自己散发出了别样的魅力，鲜明地有别于那些身穿 Abercrombie 的人。《无因的反叛》关注到了青少年为突显自我而做出的一系列夸张行为，并且对此毫无贬低或苛责之意。如今回想起来，毫不奇怪，彼时的新身份让我昂首阔步、在人群中独自耀眼。对于 Judy 以及她的同伴，或许还有我自己而言，微小的东西也可以举足轻重，占据着整个世界的分量，比如一件风衣上的红色拉链，或者，一支口红。

Christina Newland 是一位职业撰稿人，作品主要关于电影和流行文化，她为《Sight & Sound》、《VICE》、《Hazlitt》等媒体供稿。